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第八展厅，挂着几幅威严英俊的烈士遗像，他们就是当年淮海战役中因策反军孙良诚和刘汝明失败而被残忍杀害的周镐、王清翰、谢庆云将军。
那么，具体的经过是怎样的呢？这个孙良诚又是何方神圣呢？本文就带各位读者一起来看一下！
孙良诚，1893年出生于天津静海县大侯庄一户普通家庭。1912年，19岁的孙良诚投到了冯玉祥麾下，因其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受冯玉祥的喜爱，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26年，孙良诚被提拔为援陕部队总司令，次年又擢升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此时，年仅33岁的孙良诚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军了，其升迁之快，不得不让人佩服。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1928年的时候，他又被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成了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
1929年蒋介石和冯玉祥决裂后，孙良诚又担任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随后又在冯玉祥将军与联合建立的抗日同盟军中任职。1942年，孙又出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
此时的孙良诚，虽然名为军中的高级军事将领，位高权重，但庶出的他，远比不上蒋介石的嫡系。向来讲究亲疏远近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给他有好脸色看，更别说他还曾在自己的对手（冯玉祥）麾下做过事。
所以，在很多时候，蒋介石都是拿他当成炮灰，这让孙良诚感到十分地窝火。加上当时日伪军为了扩充伪军兵力，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于是便对孙良诚部实施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经济收买，以逼迫其投降。
孙良诚为了保存实力，于是便在鲁西南定陶、曹县一带亲率其三十九军、新编第十三旅，以及特务旅总计2.5万余人，通电投降日军。
尽管如此，我党对孙良诚一直以来都是作为统战对象对待的，在1938年7月的时候，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孙良诚部中将参议郭楚才将军就在其部下做统战工作。在1944年的时候，还发展孙良诚的亲信、时任孙部第四军副军长的谢庆云将军为地下党员，为策反孙良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5年7月，即抗战胜利前夕，中央派遣八路军秘书长申伯纯和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带着劝孙良诚起义的亲笔信抵达扬州，并通过谢庆云和郭楚才与孙良诚谈论起义事宜。
在谢、楚二人的安排下，申伯纯和余义秘密会见了孙良诚，并向其转交了的亲笔信，随后便安排申、余二人与孙良诚部第四军军长赵云祥将军、第五军军长王清翰将军等在第五军驻扬州办事处，细谈起义的相关事宜。
当时，申、余二人根据第四军驻防的盐城，靠近八路军的根据地，加上军长赵云祥将军思想进步，且大有起义之意，于是便决定先从其入手，让第四军单独起义。
1945年秋，在经过一番具体而周密的策划之后，孙良诚部第四军决定率先在盐城起义，随后被编入八路军序列。
然而，孙良诚却对起义一事，始终犹豫不决，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便向军“投诚”了。他的伪军部队被收编为第一绥靖区第一O七军，孙良诚任绥靖区副司令（司令为刘汝明）兼第一O七军长，谢庆云任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
然而，选择向国军投诚的孙良诚并未因此而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相反，他在军内屡受排挤和歧视，蒋介石尤其对他的部下起义一事耿耿于怀，一直以来都想将其分化瓦解掉。
面对如此排挤与刁难，孙良诚深感自己的前途黯淡无光，说不定哪天还会死于非命，总之，他必须要为自己选好后路了。
1946年7月，华中分局特派员周镐与谢庆云、郭楚才在南京云南路西桥七号（一O七军驻南京办公处）秘密开会。
会上，周镐传达了华中分局关于继续策动孙良诚部起义的重要指示，并进一步研究策反步骤和方法措施。而首先要突破的对象，就是孙良诚部中将副军长兼第二六O师师长王清瀚。
之所以要先突破王清翰，一来是他为人正派，且思想先进；二来则是他和孙良诚在一起共事时间长，关系很深，将他突破的话，拿下孙良诚就比较容易了。
随后，大家又商定了一个策反孙良诚的办法，即由郭楚才以运销煤炭而经常出入孙部防区作掩护，加强与孙良诚及其亲信的来往。
会后，郭楚才便以谈生意为由，经常前往孙良诚家中，并时不时在他耳边“吹风”，还利用中统局特务梁醒黄等人向孙良诚敲诈200万元之机，促使孙良诚尽快与取得联系。
1946年10月的一天，孙良诚约见谢庆云，一见面，孙良诚便开始一个劲地吐槽蒋介石，说他“欺人太甚”，并且“要为自己留条后路”等等；很显然，孙良诚已经对蒋的所作所为感到寒心了。
接着，孙良诚便让谢庆云负责继续做好对方面的接待和联系，并特地嘱咐谢庆云要将周镐的底摸清楚，说“看看他是否与有联系，能否为我所用。”
看到孙良诚态度如此之好，谢庆云自然很高兴，于是便当即表示一定会为此尽心尽力，请孙放心。
12月，华中分局决定由谢庆云、周镐和郭楚才具体负责孙良诚的策反工作。
从这之后，谢、周、郭三人多次找孙良诚会谈，反复做思想工作。但孙良诚为人狡猾多变，心机颇深，表面上看起来诚恳，但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在多次会谈中，他总是以当过汉奸，与打过仗为借口，迟迟不肯下决心。
其实，关于他的这些“历史”，谢庆云他们都一清二楚，但既然来找他谈判，自然就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过去，然而孙良诚总是以这些为借口，很显然他内心深处并不想起义。
那孙良诚究竟在担心什么呢？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孙良诚的亲信、二七O师师长孙玉田反对起义，致使他内心动摇；第二，孙良诚想通过脚踏两只船，来获得最大的利益；第三，担心事情败露，被上级察觉，加以怪罪。
而这其中，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种人并非难以对付，只要掐准他的心理，很容易就将其突破了。于是，谢庆云和周镐便据此研究制定出了“一打一拉”的策略。
1947年10月中旬，一部按照计划向睢宁孙玉田师防区发起猛攻，歼敌一个营。孙良诚收到战报后，赶紧把谢庆云和周镐等人召集到司令部，气冲冲地问：“你们是怎么搞的，想叫我起义，现在怎么又打起来了？”
谢庆云和周镐面面相觑，称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随后又婉言催促孙良诚，起义的事情现在应该有个结果了，否则大兵压境之时，就一切都晚了。
实际上，这次行动就是周镐和谢庆云建议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能促使孙良诚起义，他们只能先暂时装作一无所知。但结果，狡猾的孙良诚还是那句老调：“不要急，还是再看一段再说吧！”
后来链条，由于谢庆云、周镐等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遭到暴露被迫躲避，因此对孙良诚的策反行动暂时搁置了，直到淮海战役打响。
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此时，反动政府败局已定。在此时刻，周镐、谢庆云、郭楚才根据华东分局的指示，加紧了对孙良诚部的策反工作。
11月中旬，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黄百韬兵团及孙良诚部将被我围歼之际，周镐、谢庆云、王清翰等人在第二六O师师部，与孙良诚进行着最后的谈判。
此次谈判，直接关乎到孙良诚及其部下的前途命运！当时，谈判大厅四周岗哨林立，会场内却一片寂静，可以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发出的“滴答”声。孙良诚低着头、背着手，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军靴与地板接触发出的声音清脆明朗。
谢、周、王三人看着孙良诚，再看看墙上的挂钟，心情焦急地等待着。十几分钟过去，谢庆云终于憋不住率先开口了：“大哥（孙良诚），在今天生死存亡的关头，小弟有几句心里话不能不说。事情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抵抗，给蒋介石当炮灰，被消灭；一条是起义，绝处逢生。我们撇开自己的名利不说，也要为一两万官兵的性命着想啊！”
谢庆云话音刚落，王清翰就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说道：“大哥，我是个直性子，一向都是说一不二的。咱们不能再跟蒋介石干下去啦！再干就是死路一条！内战以来，战场起义，投向的部队接连不断，既有杂牌军，又有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但都不计前嫌，热烈欢迎。我们过去虽然和打过多年的仗，但那时是各为其主，不得已而为之，不会计较的。”
王清翰说完后，周镐又开始站出来催促孙良诚赶紧下决心。孙良诚靠在太师椅上，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直到会场又恢复平静的时候，他才开口：“要说起义，弃暗投明，我比你们还急。但就是孙师长不同意，咋办呢？两个师起义，一个师不参加，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好向交待呀。”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孙良诚不过是在故意拖延而已，因此谢庆云立刻回怼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清翰商议过了，如果孙玉田不同意，那二六O师就只好单独起义啦！不过我们希望大哥一块起义！”
最后，孙良诚再无话可说，只好答应将部队集中到江苏睢宁，然后通电起义。而恰好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派人给孙良诚送来了一封亲笔信，对他表示“慰勉”。
长期在内部受到排挤和歧视的孙良诚，此时突然接到蒋介石给他的这封亲笔信，感觉“如沐春风”，内心再一次发生动摇，接着便亲率第一O七军大部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逃跑。
随后，孙良诚发现后面有大批部队正在追赶，于是便在邢圩一带构筑工事进行防御，企图阻击我军。而此时，孙良诚部已经被我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包围。
对于孙良诚的再一次突变，周镐等人感到非常的愤怒，既然他无意起义，那就只能用武力逼迫其投降，否则就只能将其歼灭了。随后，周镐便冒险只身前往敌营，劝孙良诚投诚。
周镐的到来，意味着给他带来了最后一道通牒，要么放下武器“投诚”，要么就地歼灭。孙良诚一听到“投诚”二字，顿时就被惊住了，他赶紧向周镐表示要率部起义，但周镐却摇头苦笑说：“给你‘起义’的待遇你不要，现在恐怕已经晚了！”
当天夜里，周镐与孙良诚乘坐吉普车来到了华野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部，在见到第五师政委方中铎将军后，孙便要求给他的部队番号，并要求率部到朝阳集宣布起义。
方中铎将军听后，笑了笑说：“孙将军，现在你再来说起义，糊弄小孩子呢？我们过去相信你，曾几次给你机会让你起义，但你却迟迟没有行动。现在，你们只有缴械投降。”
孙良诚反复无常，在局势利他的时候，他迟迟不肯下起义的决心，甚至还想因此抬高他的价码，让自己成为国共双方都想争取到的香饽饽。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此时的他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投降。
孙良诚自知理亏，但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于是强词夺理道：“起义的事情，我早就和贵方联系好了，你们不能失信。”
周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驳斥道：“到底是谁在失信？当时确实联系好在睢宁起义，但你为什么要带着部队往徐州跑？现在你被四面包围了，又提出到三十公里外的朝阳集起义，这哪里是真心起义，分明又是在搞缓兵之计，妄图借机脱身，溜之大吉。”
孙良诚再也无话可说，面红耳赤地低着头，仍想争取起义的待遇。周镐和方中铎将军便立即向上级请示，上级命令：“他要投诚就投诚，否则就解决。”
孙良诚无奈，只好宣布向投诚。至此，孙良诚的第一O七军军部和二六O师全体官兵，总计一万余人在淮海战役前线——江苏睢宁向我投诚，接受改编。而孙玉田的第二七O师在向徐州方向逃窜时被我军全歼。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谢庆云、周镐、王清翰等人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感到兴奋不已。为了能对夺取全国胜利多做贡献，他们又向上级建议，通过孙良诚来策反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完整花键长度。
刘汝明是冯玉祥的旧部，跟孙良诚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把兄弟，让孙良诚去做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很好的选择。
随后，谢、周、王三人便同孙良诚商议如何策反刘汝明的问题，后决定以孙良诚的名义写劝降信给刘汝明，并由其副官兼同乡的尹严俊去送信。孙良诚写好了信，并交给周镐等人过了目，以示其中内容真诚恳切，且无掺假。
然而，老奸巨猾的孙良诚却在暗地里做了手脚，对副官一再强调：“向刘司令当面交待，信是被迫写的，不足为证。希望刘司令念多年交情，帮助孙某脱离危险，立功赎罪，效忠。”
当月下旬，尹严俊到蚌埠绥靖区司令部后，便按照孙良诚的安排向刘汝明作了汇报，并密谋了“假起义、真诱捕”的计划。
随后不久，刘汝明一面让尹严俊携带自己“同意起义，并让孙良诚、周镐、王清翰等亲自前来商议具体事宜”的假投降信返回淮北；另一面则急电南京当局，建议马上逮捕正在一O七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谢庆云。
看到尹严俊带来刘汝明起义的消息，周镐和王清翰心里很激动，决定赴刘汝明之约前去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
1949年1月5日，周镐、王清翰和孙良诚一行九人渡过淮河，前往蚌埠刘汝明司令部商谈起义事宜。
结果，周镐等人刚一过河，就被刘汝明之子刘铁军给抓捕入狱了。当天晚上，他们就被火车送往了南京。
周镐、王清翰、谢庆云等人被捕入狱后，南京市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及他们的亲属都曾竭尽全力地营救，但始终没有成功。
在监狱里，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宁死不屈，至死都没有透露出半个字。最后，敌人见审讯无果，便将谢庆云装进麻袋，抛入了黄浦江中；而王清翰、周镐等人也先后遇害。
孙良诚原本想以此向蒋介石请功，但蒋介石却对他的反复无常感到极为恼怒，于是便将他关进了监狱，不过很快又将他给放了出来。
1949年4月，孙良诚从无锡来到上海，住在一个情人家里。宁机械阻抗、沪解放后，周镐的遗孀便一直追寻罪魁祸首孙良诚的下落。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她成功找到了孙良诚，并向当地军管会告发，孙随即被逮捕入狱。
后来，孙良诚被押送到山东战犯管理所服刑，1952年3月病死在狱中，终年59岁。
正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孙良诚有此下场，确实是罪有应得！
